领导不是请客吃饭

文：黄汉伟

我上网看了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宣布辞去保守党魁与首相宝座的那一幕。她身穿红色套装，站在唐宁街10号黑色大门前显得格外突出。她的辞职讲话有6分33秒之久，告别了她不到3年的任期。

我看了从前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开始一连五个英相的辞职演说。英国是民主之母，她的一举一动牵引了全世界。

特丽莎梅是英国自18世纪以来54个英相。她的3年任期并不是太短，在英相历史中排名第33。她也是英国有史以来继戴卓尔夫人之后的第二位女首相。

她是在面对脱欧难题上，孤立无援，黯然下台。英国报章是很不客气的从英国镜报（Mirror Daily)标题为”The Crying Lady” (哭泣的女士），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标题为”It all ends in tears” （从眼泪中结束），每日邮报（Daily Mail) 标题为“A Crying Shame” (流泪的羞）。

确实近年的英相辞职演说是沉重但没有流泪的。虽然泪往眼内流，但前几任都须撑着做场好的告别秀。特丽莎梅虽然曾是近代英国历史中任期较久的内政部长，但显然的其首相任期政绩乏善可陈。

担任国家领导人不是请客吃饭，哗众取宠之辈可以担任的。国家不只处在十字路口，而是在一个大迷宫里。每一条路看似有路，其实无路也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作家龙应台于1999年在台大法学院作的演讲，收录在其散文集《百年思索》有一番相当精彩的形容。她说在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要靠天上的星星指引。

国家领导人不是普通的执行长，一味追求执行财政目标的企业管理。国家领导人必须靠历史的呼唤，地理的线索，哲学的指引，星星给予的灵感，来领导她的人民走出这个时代大迷宫里。她必须给予她的人民温饱，给予她的人民安定，给予她的人民方向，给予她的人民一个活得有尊严的前进方向。

当今英国并不是在最困难的迷宫里。当年丘吉尔领导二战时的英国才是最艰难的时刻。老丘撑着，也鼓舞人民撑着。所以丘吉尔成了英国近代史里最伟大的首相。

马来西亚同样的也在大迷宫里，要走出这个迷宫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新的领导力。领导绝对不是请客吃饭，领导需要想象力，才能带领迷失的人们走出大迷宫。

山打根之役：转折之战

山打根之役：转折之战 

文：黄汉伟

上星期，在山打根传来的补选成绩为希望联盟及民主行动党带来胜利的喜悦。很多评论者会为这场选战写评论。我与众多的评论者不一样的是，我没有躲在安全的冷气房里写评论文章，我是走在政治前线亲身参与选战的前线兵将。

我把希盟及民主行动党在山打根补选的胜利尤如盟军在二战苦战时在太平洋中途岛（The Battle of Midway) 的胜利。中途岛战斗是日军决定性的败仗，它结束了日本长期的优势，盟军扭转乾坤的转折之战。转折之战有着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

东马沙巴的山打根离开槟城是遥远的。槟城人可坐直航飞机4个钟就到香港，台北及广州，但槟城人须在吉隆坡或亚庇转机，至少要须6个钟头才到达山打根。

山打根在遥远的东马，有一大票的土著民族。在马来西亚的人口当中，最高贫穷率的地区是沙巴。而在沙巴人当中，巴瑶人（Bajau)是最贫穷的群体。

我在竞选期间在山打根中央市场等待渡船到巴哈拉岛（Pulau Berhala)与码头的巴瑶人及苏禄人闲聊时，他们回应会支持行动党。我在竞选期间是第一批到达巴哈拉岛的助选团，我们是比候选人及部长先到达该岛的先驱部队。巴哈拉岛是山打根最大的离岛，岛上有上百户居民以及一个军营。我们一行人先驱部队在巴哈拉岛插上了火箭旗帜。村长欢迎我们到他家里用午饭。虽然只是简单的粗茶淡饭，但这是极友善的讯息。

当山打根票箱一开，行动党横扫全部的票箱，包括了华人区及土著区。行动党也在黑区以土著为主的森森桥及巴哈拉岛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只要打开沙巴国会版图一看，就知山打根周边的国会选区如三脚石(Batu Sapi），
Beluran， Silam，Kalabakan皆是希盟的国会议员。唯一例外的是Kinabatangan 为巫统党籍的Bung Mokhtar。在这样一个希盟包围的选区，当然胜利是意料之中。

我在4月24日此专栏写道：”山打根之役有别于希盟败选的金马仑高原，士马月或晏斗。山打根是在东马，一个巫统–伊党联盟失效的地区”

半个月过后，山打根票箱一开确认了我说的这是一个巫统-伊党联盟失效的地区。

正如中途岛之役，日军从气势如虹到一蹶不振。国阵的头号战将纳吉及其前部队官司缠身，城市选民已经铁了心否决国阵。巫统及伊党只能躲在乡区里苟延残喘。

山打根三圣宫正殿大门有个光绪13年即1887年的对联题字”恩波通粤海，地脉接神山”。山打根曾有个辉煌的过去，未来重振山打根有赖沙巴执政团队去落实。我只能在此写下一个山打根之役历史注脚。

【阅读天下】YB有读书：YB黄汉伟通过阅读奠定人生的价值与智慧

by CITYPlus | May 8, 2019

https://cityplusfm.my/yb有读书yb黄汉伟通过阅读奠定人生的价值与智慧/

升旗山国会议员YB黄汉伟是一名执业律师，他自小爱阅读，通过报纸、二手书借阅等，让买书是奢侈的70、80年代，也能让自己好好从中吸取知识与智慧。

小时候，他特别喜欢倪匡的科幻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这提供了他无限的想像空间。当时的电影票很贵，也还没有那么多好莱坞电影。槟州华人大会堂内的图书馆，也是他常去溜达的地方。在那里，他阅读了很多伟人传记，开拓了视野与对世界的认知。

而对他影响最深的，则是现代管理学之父Peter Ferdinand Drucker的系列作品。

不管是办公还是旅行，你都可以在黄汉伟的身上找到好几本不同类型的好书。这一期的【阅读天下】 ，请到了他来聊聊他的阅读喜好、习惯，以及他最近在看的几本好书。

希望的五月天 

文：黄汉伟
1919年的5月4日，史称改变中国的一天。那是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同等重要的一天。5月4日之所以称为五四运动因为鼓起了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追随“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历史告诉了我们要追求改革及强国富民之路绝非一蹴而成，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及路程。今天的百年五四过后，我们回头望才看到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及今天超英赶美的中国已非昔日的旧中国。

马来西亚经历了308、505到509，一连三届大选才看到联邦政权替换。这是一个和平不流血的政权替换。这不算是革命，因为三权分立、宪法至上、土地权、皇权、议会民主等经历了改良而不是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509的大选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反思希盟掌中央政权一年的纪念日，我们必须以改革及改良的观点来验收希盟的政策。改革及改良不是大革命。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推翻皇权，大革命是非洲国家赶走白人地主的土地制度革命，大革命是列宁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

希盟掌权推的是在宪制上及体制之内实行变革。希盟大选宣言以“拥抱希望，重建家园”来作为其政纲。试问世界上有那个大革命有如此详细的政纲？就算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他也说是“摸着石头过河”。

希盟宣言里提到的承诺（12）限制首相任期及重组首相署也一一落实。宣言里说首相的任期仅限于两届，这一善政也将应用于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之职。柔佛州州务大臣连一年都做不完，更不用说两届。其实，实行其两届政策不一定要像槟城般修宪。马六甲州议会以13票对11票险过剃头通过“首长限2届任期“的动议。希盟在联邦国会未能掌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所以无法通过修改宪法落实此建议。我认为在现阶段，只要服从民主精神的首相首长本身以君子绅士精神遵守二届限期已足够，而无需以动议或修宪方式进行。

509后的一年，我们看到国阵从13个成员党落差到只剩3个成员党。国阵及伊党在政治上的合作是一项双创剑，可迎来马来腹地的支持，但会促使砂拉越及沙巴的支持力量迎向希盟。

马华公会原本打算推动解散国阵，最后决定继续留在国阵，那才是这年内政坛上最大的“U转”。巫统涌现退党潮，高层领袖排队上庭审讯将会持续上报纸封面。民政党原本要派该党沙巴强人陈树杰上阵山打根国席补选，陈氏却意外的夜奔敌营，加入了希盟同阵营的沙巴民族复兴党。这可是民政党自导的一场闹剧。

我看巫统会成为另一个Golkar般一蹶不振。Golkar又称专业集团党是印尼在1998年前掌权长达31年的单一主要政党。1998年苏哈托倒台后，再也无法回到当年执权的政治力量。

希盟是在风雨中行驶的联盟。希盟部长有时操之过急或有时慢郎中。我认为希盟有内部调整的机制，不得民心的政策会被纠正过来，也会被U转。重要的是改革的初心必须花时间贯彻。希盟得到的人民委托是5年，未来4年尚须全力以赴进行更多政经文教的改革。

山打根之役：东马民情特殊 

文：黄汉伟

2019年4月26日，我抵达沙巴山打根，准备出席隔天的补选提名日游行及一连五天在山打根助选。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格局不能只限于本身选区或州属。格局要够大到了解马来西亚各区域的情况及国际间的角力。

沙巴是比西马更加多元的社会，单单土著就有数十个类别。山打根曾为英属婆罗洲的首府，不过二战时受到日军猛烈轰炸而促使英国人在光复后决定迁都至亚庇。山打根至今还是沙巴第二大城市。

沙巴的华裔人口有20巴仙而山打根有50巴仙人口是华裔。这里也曾有华裔首席部长即罗思仁及杨德利。罗思仁曾在1966至1967年任沙巴第二任首长。当年唐纳·史蒂芬卸下首长
任联邦首相署沙巴事务部长，而接捧的就是来自山打根的罗思仁。杨德利于1996至1998年期任沙巴首席部长。所以，沙巴也与槟城一样，出过华人首席部长。

山打根作为英国属地，留下不少如槟城及马六甲般的英殖民地色彩。我趁助选之便，在拜访选民及演讲的空档间走访了多个山打根有名的史迹，以更充分了解这个当年称为”小香港”的山打根。英国人在香港及槟城皆有开发高山为旗山。山打根亦有升旗山，不过当地广东人称它为扯旗山。英文称为Trig Hill, 马来文是Bukit Bendera。英人留下的Agnes Keith 故居及澳洲人协助完成的二战澳洲军人纪念公园留人印象深刻。

当年二战期间，日军押着二千四百多名的英军及澳军战俘从山打根集中营徒步到拉瑙（Ranau）而最后只有6名澳兵幸存下来。这个是二战战场上的山打根死亡行军（Sandakan Death Marches)。我到这个纪念公园致敬时为4月27日，纪念碑下还放满了花圈。年度的祭拜是4月25日，也称澳纽军团日（英文：ANZAC Day）。

我上了山上的普济寺，远眺山打根湾的船只，也遥望离岛的巴哈拉岛（Pulau Berhala）。我们一行人在山打根中央市场旁的码头，坐船到船程45分钟的巴哈拉岛拜访选民。码头上满是运货的土著，很多是苏禄人。这个场景尤如在印尼及菲律宾群岛常见般。

山打根的挑战是什么呢？当年木材业的鼎盛期吸引了华人到期定居，区内以广东人及客家人为主。当年的“小香港”美号已经褪色了。年轻人面对就业的问题。沙巴东部也面对治安问题，这里也是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ESSCOM)管辖区之一，实行晚上海上宵禁的地方。

沙东沿海岸边及小岛也面对垃圾处理危机。山打根海岸边的森森桥及巴哈拉岛满是层层的塑料瓶及塑料袋，这种状况必须及时处理。山打根也面对电供、水压及排污处理的问题。

我在山打根助选中以广东话及马来话站台演讲6次，这里是沙巴州内唯一以广东话为主的城市。民主行动党在2018年后在沙巴州是执政党，在联邦也是执政党。这是选举固然的优势。行动党的对手沙巴团结党已日落西山。当年90年代沙巴团结党高峰期间是沙巴执政党，也曾在1995年派出多名候选人西渡到西马槟城竞选国州议席，不过全数丧失按柜金。

沙巴的政局一向来令人高深莫测，其地方的广阔，种族文化的多元化是令人注目。以往2004、2008及2013年一年三届大选，山打根国席的多数票是在1500票内定胜负。2018年的大选，捍卫山打根国席的黄天发以过万张多数票漂亮的胜出。已故黄天发的服务精神受到当地居民的肯定。这是否会在5月11日的投票日转化成选票继续支持其女儿呢? 大家拭目以待。

风下之乡：山打根之役

《风下之乡：山打根之役》刊登于今天光华日报 (25/4/2019)

文：黄汉伟专栏 （升旗山国会议员）

4月11日国会下议院的会期告一段落，国会议员们纷纷回到选区与草根联系。4月26日，我将飞往沙巴山打根为补选助阵。

山打根原任国会议员是我党民主行动党的黄天发。在他上个月逝世后，一场补选就箭在弦上。

我习惯了在还没启程前往一个新地方前，翻翻有关的书。我未曾到过山打根，所以必须翻翻书找寻作家心目中的山打根。

独立前，沙巴的旧名为英属北婆罗洲（North Borneo)。山打根于1884年至1945年间为北婆的首府。

一本重要的北婆著作是美籍作家艾格尼斯凯斯Agnes Keith 在1940年出版的《风下之乡》（Land Below the Wind）, 写的是二战前的北婆。当时她随着任职北婆林业长官的丈夫远行到当时北婆的首府山打根定居。她后来也写了另外两本《万劫归来》（Three Come Home)及《白人归来》(White Man Returns）成了有名的战前，二战期间，二战后的其个人，北婆及山打根的三部曲。

今天大家都称沙巴为“风下之乡”，取名源于这一本有名的书。

澳籍作家Wendy Stuart于1993年出版了本书叫做《徘徊的眼睛：北婆罗洲的回忆》（The Lingering Eye: Recollection of North Borneo)。作者写了战后的北婆罗洲。她接了前人的棒子，写了战后初期的风下之乡。

另外一本重要的沙巴政治历史的书是1999年出版的《沙巴子民：敦法·史帝芬的生平》（Sabahan: The Life and Death of Tun Fuad Stephens)。这本书是第一任沙巴首席部长敦法的政治传纪。敦法亦是马来西亚第一位来自沙巴的联邦部长。他不幸于1976年死于一场空难。他逝世23年后，其家族出版了这一本传纪。书里记录了沙巴人对于马来西亚成立的说法，对于西马人而言是重要的指引。

山打根之役有别于希盟败选的金马仑高原、士毛月或晏斗。山打根是在东马，一个巫统–伊党联盟失效的地区。国阵已经公布弃战山打根。我解读为怯战、不战、免战、弃战及避战。

沙巴的巫统国会议员集体出走，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京那巴当岸国会议员邦莫达。山打根是连巫统都弃战的地方，所以伊党、马华及民政党更沾不上边。这可是有44巴仙回教土著票的国会选区。至今民主行动党肯定捍卫此区，另外一个可能参选的是沙巴团结团（PBS)。

山打根之役少了国阵参选，就少了种族、宗教的对立争议。不过，该地的民情将会在14天的竞选期及票箱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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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激辩后的思考

《国会激辩后的思考》刊登于今天光华日报 (18/4/2019)

文：黄汉伟专栏 （升旗山国会议员）

当我在3月10日驱车前往吉隆坡准备出席国会时，我还没正式收到法案的详细资料。国会流程表写着国会第4及5周为法案辩论，没有具体列出法案名称。

当我还是州议员时，槟州议会会在开会前十天把开会的全部资料及法案细节送到办公室或家里。

我还记得2017年11月的州议会，尽管选区发生严重水灾及我忙着赈灾，我还是有办法换上西装赶着到州议会参与”植物园法案”的二读辩论。方法是在水灾发生前，我已收到有关法案也第一时间做草稿及整理有关资料。所以有办法在突发状况下及没有备稿下，参与了有关法案辩论。那次辩论是那一届我在槟州议会的最后一辩。

国会议员们只会在法案一读当天在桌上收到法案详细条文。法案一读意即部长亲临国会，在会议厅里站起来读出法案的名称。议长会问部长是否二读会在本季会议进行，通常部长会答说是。

二读时，部长会简短的介绍法案内容。二读后是开放予朝野议员辩论。所以国会议员们只有一天，或者两三天准备一个法案辩论。在这样高压及时间不够用的挑战下，我参与了4个法案辩论即2019年追加预算案（2018年）法案、关税修正法案、服务税修正法案及离境税法案。我甚至在4月8日那天参与了两个法案辩论，破了个人纪录。其中三个法案的辩论，议长点名我成了第一个辩论有关法案的议员。税务法案是枯燥，只有极少数议员愿投入时间做研究及参与辩论。

这次国会议会的重头戏是修宪。同样的在极短时间内一读及二读。几乎每个砂拉越及沙巴国会议员参与了有关东马议题的辩论，会议挑灯夜辩到晚上10时30分。由于表决支持修宪的国会议员未达三分二的门槛，所以有关修宪法案不过关。

马来西亚是个联合邦。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于1961年10月16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呈有关倡议马来西亚的成立及合并的动议。他的讲词收录在李光耀所著的《争取合并的斗争》。当我重读东姑48年前的国会讲词，显得多么有力及有历史感。东姑在那21页的讲词中提到马来西亚联邦的倡议是马来亚、婆罗洲的汶莱、砂拉越、北婆罗州（现称沙巴）以及新加坡。

当时东姑提到婆罗洲及新加坡合并成为马来西亚的有关参考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通称英国）的组成。英国是由四个构成国组成，分别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和北爱尔兰组成。英国的构成国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苏格兰、威尔斯和北爱尔兰在权力下放的体系之下，各自拥有一定的权力。

当年东姑参考的英国体系在数十年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权力下放（devolution)。这和联邦中央集权制是南辕北辙的大差别。

东姑在下议院说”当槟城及马六甲英属殖民地加入了马来亚联合邦，她们也独立了。同样的婆罗洲的人们也会因为合并成为马来西亚也一起独立。”

修宪及东马权力的课题不只是东马议员的议题。这包括更大的命题即马来西亚的未来走向及命运。

1961年时的回教党不愿意看到如此合并。回教党主张Melayu Raya，包括了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及婆罗洲。

东马议题还会继续延续。我也会飞往沙巴山打根补选助选。西马的国会议员有需要更多了解东马及其议题，毕竟我们不只代表各别选区，也代表全体各区域的马来西亚人。

Perbahasan YB Wong Hon Wai (Ahli Parlimen Bukit Bendera) semasa bacaan kedua Rang Undang-Undang Levi Pelepasan 2019 pada 9-April-2019.

Perbahasan YB Wong Hon Wai (Ahli Parlimen Bukit Bendera) semasa bacaan kedua Rang Undang-Undang Levi Pelepasan 2019 pada 9-April-2019.

Full video he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XiC5Ujo2I

Saya bangun untuk menyertai perbahasan Rang Undang-Undang Levi Pelepasan 2019.

Tuan Speaker,

Saya mendengar dengan teliti dan juga membaca rang undang-undang ini dan mengambil maklum bahawa rang undang-undang ini juga terpakai untuk di dalam dan di luar Malaysia dan antara seksyen 9(1) “Mana-mana orang yang meninggalkan Malaysia hendaklah membayar levi pelepasan” yang kena baca bersama dengan seksyen 31, “Kuasa Menteri untuk mengecualikan dan membayar balik levi”.

Beberapa persoalan yang saya ingin bangkitkan ialah tentang persoalan dan juga pertanyaan daripada industy player dan juga kalangan-kalangan penduduk.  Saya ingin membangkitkan isu tentang ASEAN Tourism Agreement tahun 2002.

ASEAN Tourism Agreement ini ditandatangani di Phnom Penh, Cambonia pada 4 November 2002.  Dalam perjanjian itu ditandatangani oleh 10 buah negara ASEAN, kesemua 10 buah negara ASEAN dan termasuk Malaysia.  Dalam perjanjian ASEAN Tourism Agreement 2002 ini, ada 12 artikel dengan tujuan untuk menggalakkan intra-ASEAN travel, pelancongan ataupun lawatan di kalangan ahli-ahli ASEAN.  Pada satu artikel yang saya rasa saya kena baca, yang penting ialah artikel tentang enam poin facilitation, Recalling the Manila Declaration 1987, poin nombor tiga iaitu phasing out travel levies and travel taxes on ASEAN Members States travelling to other ASEAN Members states.

Perjanjian ini bahasa Inggeris iaitu dalam enam poin facilitation ini, satu poin important iaitu tentang travel levies and travel taxes kena phasing out.  Kena keluar secara, kena kurangkan, kena hapuskan travel levies and travel taxes, cukai levi ini di kalangan negara ASEAN secara berperingkat-peringkat.  Phasing out, perkataan yang digunakan ialah phasing out, dikurangkan secara berperingkat dan dihapuskan pada akhirnya.

Untuk kita yang selalu melawat ke luar negara, kita masih ingat beberapa tahun lalu apabila kita tiba di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Soekarno-Hatta di Jakarta.  Apabila kita keluar daripada Soekarno-Hatta Airport, kita kena bayar departure levy beberapa tahun lalu,  Akan tetapi sekarang negara Indonesia telah hapuskan levi tersebut sejajar dengan agreement ataupun ASEAN Tourism Agreement 2002.

Oleh itu, saya ingin menanyakan sama ada kita memikirkan tentang aspek ini?  Apakah tindakan kita apabila terdapat reciprocate effect daripada negara-negara ASEAN lain?  Apabila kita kenakan kepada departure levy ini, adakah negara-negara lain akan juga mengenakan levi tersebut ke atas pelancong-pelancong Malaysia yang keluar daripada lapangan terbang negara-negara tersebut?  Itu soalan saya.

Saya rasa kita sedia maklum bahawa pelancong-pelancong membuat banyak bayaran selain daripada tambang kapal terbang.  Kalau kita buat booking hendak terbang ke sebuah negara asing, dalam tiket tersebut, dalam resit tersebut selain daripada tambang kapal terbang yang kita bayar kepada syarikat MAS, kepada syarikat AirAsia, syarikat-syarikat penerbangan ada tambahan lagi airport tax yang kita kena bayar.  Ada tambahan lagi MAVCOM fees yang kita kena bayar.  Tambahan lagi kalau diluluskan levi pelepasan ini, tambahan levi pelepasan ini juga akan memberikan impak kepada golongan mereka yang selalu travel.

Saya rasa tentang Seksyen 9(1) ini saya perlu penjelasan lebih lanjut daripada Yang Berhormat Timbalan Menteri kerana “Mana-mana orang yang meninggalkan Malaysia hendaklah membayar levi pelepasan”.  Dalam legislative terms ini, ia amat luas sekali.  Kalau orang Pulau Pinang yang selalu pergi ke Thailand, sempadan Thailand pada hujung minggu, adakah mereka tertakluk kepada cukai ini?  Walaupun mereka menggunakan kereta sendiri, mereka berjalan kaki ke Bukit Kayu Hitam dan sebagainya.  Adakah kerana intention legislation ini amat luas.  Ia bukan sahaja jepada kapal terbang tetapi kepada kenderaan, pejalan kaki.  Saya minta penjelasan daripada Yang Berhormat Menteri kerana ramai orang Kedah, orang-orang Perlis, orang-orang Penang melancong ke Thailand, sempadan Thailand setiap hari minggu.

Tuan Speaker,

Saya rasa satu perkara yang ingin saya bangkitkan juga, iaitu statistic tourism growth.  Saya ingin memetik satu statistic tahun 2017 terdapat negara-negara ASEAN lain mencatatkan pertumbuhan yang positif dari segi pelancong Singapura tambahan enam peritus, Filipina sebelas peratus, Vietnam dua puluh sembilan peratus, Thailand sembilan peritus, Indonesia dua puluh dua peritus dan Malaysia minus three percent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 kadar pertumbuhan pada tahun 2017.

Saya khuatir bahawa sekiranya kita mengenakan departure levy tax yang terlalu tinggi akan menyebabkan Malaysia kurang menarik dari segi pelancongan. Jadi, apakah usaha-usaha, apakah kita gunakan departure levy ini untuk kegunaan ini?  Adakah ia apabila kita kutip berjuta-juta wang ini, ia akan juga disalurkan balik kepada tourism industry untuk memperbaiki infrastruktur ataupun menaiktaraf tempat peranginan ataupun membuat lebih banyak publisiti ataupun promotion dan sebagainya.  Saya perlu satu penjelasan yang lebih lanjut daripada Yang Berhormat Menteri

Oleh itu seperti saya bangkitkan beberapa cabaran dan juga kekhuatiran yang ditumbulkan.  Oleh itu saya barangkali Yang Berhormat Timbalan Menteri boleh memberikan penjelasan lebih lanjut supaya departure levy ini apabila dikenakan nanti dapat menggunakan levi ini dengan baiknya untuk memperbaiki infrastruktur kita, untuk membuat lebih banyak promosi terhadap pelancongan dan jadikan Malaysia satu tempat yang menarik dan juga dari segi tarikan terhadap pelancong.

Terima kasih atas peluang kepada saya untuk menyertai perbahasan terhadap Rang Undang-Undang Levi Pelapasan 2019.  Sekian, terima kasih.